粮食问题从来都不是单纯的。只有从历史的视角看，才能摆脱单纯就粮食谈粮食，就农业谈粮食，就简单的供求失衡谈粮食，就国内外贸易变化谈粮食的讨论模式，才能进一步挖掘粮食危机的背后逻辑。

       自1930年代大危机以来，由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对农业的扶持性政策、农业领域投资集团的多年竞争，以及农粮产业工业化和全球化的推进，诸多粮油集团整合成为少数几个国际性的农业公司。这些农业公司，经营范围涵盖农业的资本投入、原材料、粮食生产的上游投入品、粮食下游的流通、加工、销售等，是一个贯通食品各个产业链条的农业产业综合体。当这些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其业务的时候，可以称其为跨国粮商。

       实际上，在全球范围内，这些粮商已经形成了国际垄断。比如，以ADM（Archer Daniels Midland）、邦基（Bunge）、嘉吉（Cargill）和路易·达孚（Luis Dreyfus）为主的四大粮商集团，已经掌控了世界上超过80%的农产品贸易，还操控了生物种子专利、储运加工等各环节。除了这四大粮商外，还有诸多与其联合的其他大公司，他们通过“粮食和农场向公司集中”的努力，已经控制了美国、加拿大的食物生产、加工、销售各环节。同时，他们又通过国际范围内的渗透和强强联合，从而实现由生产投入到食物零售等食物链条各个环节的无缝联合。以全面的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，控制了从基因到超市货架的整个食物体系。

       例如，为了控制大豆产业链，四大粮商加大对主产区南美和主销区中国的投资力度和政策游说，使得服从于四大粮商的“南美种大豆、美国卖大豆、中国买大豆”的全球化战略得以实现。在巴西和阿根廷，四大粮商通过收购本地公司，建立了大豆压榨市场的垄断地位。到2003年，巴西大豆压榨的44%、阿根廷大豆压榨的30%由四大粮商掌控。而在中国，这一进程更快。从2005年至今，中国85%的大豆压榨产能已被跨国粮商控制，进口转基因大豆已经远远超过中国天然大豆产量，进口大豆在不断排挤中国大豆，造成中国大豆定价权的失控、国内榨油企业的难以生存，以及东北上千万豆农的生活困难。

       目前的情况是，跨国粮商作为非国家行为主体，已经对国家主权进行着十分明显的主体性侵蚀。这体现在：

       1、能力性侵蚀，即对国家维护主权能力的侵蚀。在粮食上受制于人，必然对维护国家主权造成最直接的能力伤害。

       2、意志性侵蚀，即在粮食问题上一步步弱化国家维护主权的意志，也弱化国民维护粮食主权的意志。本来，世界各个文明都是在相对独立的农业文明基础上发展的。相对独立和完整的粮食生产体系和食物供给体系，是每个文明的文化传统和主体地位的核心部分。但跨国粮商对人们饮食观念的改变，使得人们对民族自养模式，慢慢看不清，甚至看不起。

       3、结构性侵蚀。所谓结构性侵蚀是指，由于在国际体系的政治经济结构中占据有利位置，力量强大国家的国家利益具有对外扩张性，因而倾向于利用结构的力量奉行扩张性的对外政策，而弱小国家则无力维护自己的地位。跨国粮商和美欧政治一直有紧密的勾结。美国斯特拉特福战略预测机构就清楚地指出，粮食已成为地缘政治中的王牌。美欧是世界最大的粮食囤积居奇者，它们正在发起世界“粮食大战”，以迫使石油输出国组织中那些不听命于自己的国家屈从，因为粮食恰恰是这些石油大国的软肋。一旦粮食供给出现短缺，老百姓就要忍饥挨饿，继而可能出现暴动。这样一来，政府就要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。可见，地缘政治中的王牌将是粮食，而非石油。

       4、进程性侵蚀。所谓体系进程，主要体现为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交往，及其所形成的国际制度。进程性侵蚀则主要表现为，制定全球化“游戏规则”的主要是发达国家。他们不仅继续权力结构的不平等和等级分明，同时还在为新的不平等和等级的差异提供基础。例如，WTO禁止出口补贴的原则，对农产品的补贴却保持了例外，这主要是由于美欧等发达国家是农产品主要出口国。在取消数量限制原则下，发达国家却对纺织品进口长期实行配额限制，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是纺织品的主要出口国。农产品自由贸易被纳入国际体系至今，仅仅14年时间，国际制度的体系进程，就越来越明显地被主要粮食生产国和输出国所控制。

       因此，要谨防跨国粮商对国家粮食安全、粮食主权的侵蚀，防止中国大豆、棉花的主权丧失事件继续在玉米、小麦、大米上重演。

       同时，只有推动公平贸易、推动粮食主权保护、推动本地化农业，会有助于保护全人类的食物权，保护全人类共有的地球，从而促进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。